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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晚清中国人:一部关于“形象”的文化史装饰公司管理制度

2019年05月15日 19:06来源:龙虎手机版

  相比起在西方社会中引发的喧哗,中国人像照的诞生有另一番况味,下面这个公案可以让我们迅速抓住它“初现”时的语境:1844年,时任法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的官员于勒·埃及尔(Jules Alphose Eugene Itier)在赴华签订中法《黄埔条约》途中为中国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拍摄银版肖像照一张(图1)。这次拍摄实际出于一场文明的误会,耆英曾于1843年在外交活动中收到英国人璞鼎查赠与的照片,1844年的谈判签约时又遭遇意大利、英国、美国、葡萄牙四国官员索要照片,因此便认为互赠肖像照是外洋社交中不可缺少的礼节,遂希望遵循“国际惯例”,借法国人的镜头为自己炮制这样一份礼品。

耆英肖像照

  今天看来,银版成像上耆英那张看上去木讷呆滞的脸,不仅显示着他个人初见摄影这一横空出世的技术时的惊愕,也标志着从此之后观看中国与想象中国的方式将被“成像实践”参与和改写。同时,这个拍摄与被拍摄的故事提醒我们摄影是带着某种权力意志进入中国的:该种现代再现技术的展开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拓殖与入侵脱不开干系。

  撰文 | 李潇雨

  西方摄影师的目光

  中国穷人的刻板印象

  1860年之后,战败的晚清被迫进一步“拥抱世界”,使大批追逐异国情调与商业利益的西方摄影者来华拍照。他们展开了极具雄心的摄影实践,攫取各种形象满足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时期对观看异世界的热烈渴求;而得益于摄影表面上科学客观的技术属性,这一时期的摄影作品也成为西方塑造中国各种知识的可靠原材料。其中“中国人形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被西方人系统记录与演绎,因此成为众多知识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门类。

  这一主题下类型多样,例如美国摄影师弥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热衷于塑造中国官僚和上层人士的形态,但更多的摄影师则聚焦于中国的底层人士,并生产出了以贫苦劳动阶级为典型的中国人形象的潮流。该潮流或许以英国旅华摄影师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的“中国人的生活及特征研究1863-64”为滥觞,他在室内摄影棚中用水桶、斗笠、剃头挑子、坎肩布挂等为道具,拍摄了“上海(楼盘)苦力”、“足医”、“流动理发匠”、女性织工(图2)、剃头匠、修脚人等以劳动阶层为主题的照片,以强调劳动工具与劳动场景来反映底层劳动者属性。虽然目前学界已经证实桑德斯镜头下的各色劳动阶级是由他所聘请的模特所扮演,人物的姿势和形态也更多源于西方对中国劳动者的刻板印象,然而这种关注和拍摄手法无疑成为某种典律,被后世其他旅华摄影师所继承和光大。

图2 女性织工(手工上色)

  例如英国人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就在他的四卷本相册《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中便持续着对中国底层人物的细致观察。比起桑德斯,汤姆逊挖掘了更多在西方人看来稀奇古怪而且相当陌生的劳作方式,并更加注意用劳动阶级的随身行头、装备或劳动场面直接诠释其职业与身份,使被摄对象的身份能够被一系列可视特征反映。因此我们能看到在他拍摄的照片中,锯木工握着巨大的锯条站在木料上;守夜人手里握着打更用的木梆子;拉洋片的表演者身边放着被观看者围着的演示暗箱;满族葬礼上的打幡人戴着有翎毛的帽子,手揽着旌旗的长杆;走街串巷的小贩敞开胸膛,脚边一杆长杆秤支撑着竹质扁担,其两端拴着的是用来装货物的箩筐(图3)。在认知层面上,这些工具就是“道具”,成为下层阶级中某一类特定人群易于被辨认的标签。

图3 北京小贩

  晚清时西方摄影师对中国劳动人物形象的偏好和兴趣,可能源自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西方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和口味的影响——其实从18世纪中叶开始,贫困、贫民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公开议题,而对这一议题的关注也迅速成为中产阶级社会良心和责任感的体现。许多学者、记者、社会改良人士致力于利用文字来展现和分析贫困这一社会结构性问题,这其中既有社会调查,比如19世纪40年代英国记者格林纳达(James Greenwood)与马修(Henry Mayhew)合作的研究性报道《伦敦劳工与伦敦穷人》(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又有文学创作,比如胡德(Thomas Hood)描写纺织工人的诗作《衣衫之歌》(The Song of the Shirt);还有大量以穷人生活为主题的小说与新闻叙述。这些文字勾勒出底层人民的艰困与挣扎,也启发了其他的艺术家和观察者以图像再现作为揭露、批判社会黑暗的方式,例如以版画为中介,英国的艺术家团体就将对贫民生活的描绘提供给《图像》(The Graphic)周刊;而以摄影为出口,19世纪后半期的许多摄影师都把镜头对准了城市贫民与其身处的环境,例如摄影师雷兰达(Oscar Gustav Rejlander)和苏克里弗(Frank Meadow Sutcliff)对“街头孩童”和约克郡工人生活的记录以及托马斯·安南(Tomas Annan)在19世纪60年代对格拉斯哥贫民窟所做的敏锐揭露。汤姆逊本人也曾以拍摄伦敦下层人士闻名,其成就体现在他结束中国旅程返回英国之后的系列摄影作品《伦敦街头生活》(Street Life in London)上。因此他对中国底层的兴趣和关注大概可以看作是实践其“社会教养”的一次尝试,同时也反映了这种意识对他的深远影响。

图4 伦敦街头的贫民妇女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汤姆逊的镜头下,穷人的意义也因其国籍而迥然不同。在《伦敦街头生活》中,配合着书中的论调,城市贫民是遭受贫穷困扰的人,他们的存在是一个社会问题(图4);但在《中国人与中国人影像》中,汤姆逊却暗示晚清贫民的生活处境与社会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特别是这些形象被作为一种中国人的典型流传时,西方观众很容易抽象出对于中国劳动、劳动力以及劳动者的“性质”,并进一步据此产生出对社会性质的判断:这个国家对于人力十分依赖,手工业虽然发达,但是低效,也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精细的生产——而这正是中国社会落后与文明程度低下的证据。因此,形象符码清晰传达出一种超越人物本身的意义,强调了中国仍然处于依靠人力劳动的古老的社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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